因此，要释放出地方立法的能力，提升地方治理的成效，还必须通过中央立法的进一步明确授权，澄清地方立法的权限，就有无上位法之两种情形，分别有针对性地解决地方立法的空间。
外国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应以本国的官方记载为准，因此在我国就业前已经依据本国法律消灭的犯罪记录，在我国也应免除相应的前科报告义务。第3道证明手续为我国驻美国使领馆的领事认证，确认公文书上的州务卿签名、州务卿印章属实。
随着对财产权手段人人享有的认知经验的修正，1848年《法国宪法》确立了有差别地对失去生存条件的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原则，至此权利主体由不幸公民具体化为失业者、弃儿等，义务主体由社会救济机构演变为国家，以自由权为构成基础的近代人权让位于以生存权为构成基础的现代人权。禁止从事与焊接作业相关的职业、禁止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禁止驾驶机动车、禁止从事看护工作、禁止从事会计职业、禁止从事游戏、娱乐行业的经营、管理工作，等等。（2）本人有1979年7月美国M州某县的BURG 2ND犯罪记录。[34] 综上所述，前科报告的范围应维持公民就业权、公共安全及用人单位知情权的平衡。D提供的C州K市警察局的记录仅能证明其在该市没有因为刑事犯罪而被逮捕或者通缉，不能成为D在美国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10]crime指刑事犯罪，是指可以判处死刑或者监禁刑的行为，包括重罪（felony）、轻罪（misdemeanor）。反之，如果D先生2013年与P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先根据美国法申请消灭了M州R县的犯罪记录，然后请相关机关出具了查询联邦调查局全国犯罪信息中心之后出具的未受刑罚处罚证明，那么不能直接认定其行为构成隐瞒。第一，必须是自行作出补正。
而可撤销取决于利害关系人的主张，若其放弃主张，则基于公定力的存在，行政行为是有效的。[59] （二）受德国影响的国家（地区） 日本虽已出台行政程序法典，但对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之探讨仍集中于判例与学说。[9] 参见李玲、徐亚文：《正当法律程序的法理分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此外，虑及审判实践将伴随社会发展而持续变迁，单纯依赖封闭性的列举只会放任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之背离愈演愈烈，故有必要设置兜底性条款：其他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轻度且不损及相对人权利的程序瑕疵。
[37] 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23页。[33] 三、德国立场：类型化与层次性的彰显 德国以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形式，对行政程序瑕疵之法律后果予以类型化。
[57]违反上述义务将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或宣告无效。因此，为弥合法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疏离状况，我国在未来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时，应增设忽略不计作为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之一。[76] 参见孙笑侠：《程序的法理》（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239页。[68]最后，我国台湾地区存在类似德国的可忽略不计之行政程序瑕疵。
[8]尽管自然公正原则之具体内容因判例的生成而获得灵活性，但其包含两个子原则这一点已成共识。[24]综上，四种观点均充满了灵活性，且都没有给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的法律后果提供一个明确答案。[42]即便能产生影响，原行政行为也可能是被撤销并被新行政行为所取代。首先，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称避免偏私原则。
[11]公正活动义务对那些几乎不具有司法裁判或正规调查特征的活动而言，依旧适用。这仅仅揭示了行政程序瑕疵存在无效、可撤销、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但对可补正与忽略不计应否纳入法律后果之中，尚未明确。
再次，类型化是指借助行政程序法典将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类型固定下来，对每种类型的适用范围加以明确。[36] 参见傅玲静：《论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程序瑕疵理论之建构与发展》，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85]要么对补正之效果不持乐观态度，主张单纯的治愈对行政机关的震慑效果欠佳，故必须结合确认违法判决。[41] 参见[德]埃贝哈德·施密特—阿斯曼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62]但肯定的判例也同样存在，[63]且至今未形成统一见解。[3] 参见金伟峰：《从法定程序走向正当程序——以行政程序为例》，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申言之，在该国的司法实践中，那些对当事人有重要影响的行政决定，当其在程序上违反自然公正原则时通常会被认为无效，而那些影响较小和违法情况较轻的行政决定，则通常会被认为可撤销。[88]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理由在于普通法并未授予行政机关偏私或拒绝听取申辩的权力，故违反自然公正原则属越权行为。[54] 参见陈军志：《论程序瑕疵未补正之后果——以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为中心》，载《法学丛刊》2012年第2期。
除可撤销以外，还包含无效、可补正与忽略不计等多种法律后果。[81] 参见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1002行初71号行政判决书。
其次，关于可补正的行政程序瑕疵，行政程序法第114条第1款作了与德国近乎一致的五项列举。[31]例如，若程序规定中包含应当必须字眼，则意味着立法机关并不打算让前者成为可任意选择的指导性程序规定。
因此，英国的行政程序瑕疵类型大体上可分为两类：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与程序上越权。此外，当补正导致行政行为变更时，此变更必须有利于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当事人，否则，补正就会沦为一种无意义的形式。有权对不利处分进行申辩，使其申辩意见被听取。（二）作为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可补正 《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了五种可补正的行政程序瑕疵：依申请行政行为，当事人已于事后提出申请。
对于引入忽略不计的可能性，笔者持肯定态度，主要基于两点理由。[14] 其次，任何人在面临不利处分时有申辩的权利，也称获得公平听证权原则。
在行政程序法典尚告阙如的背景下，我国仅可通过反推《行政诉讼法》中的判决方式条款来揭示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部分情形，却对可补正与忽略不计应否作为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可补正在我国是否独立于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忽略不计有无引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及其引入后该如何加以制度构建等问题束手无策。[4] 参见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理由是后一种违法情形只可在本案中受攻击，而无效情形则可在其他案件中被攻击。[71] 五、域外经验之启示及我国制度的完善 （一）域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梳理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可发现，行政程序瑕疵之法律后果呈现多元化与灵活性相融合、类型化与层次性齐彰显的特点。
直到2002年修法时，德国遂又明确规定程序瑕疵可在行政诉讼事实审程序终结前补正，即排除了在法律审程序中补正的可能性。[14] Kioa v. West,159 C.L.R. 550(1985),p.584. [15] 参见周佑勇、李煜兴：《行政程序价值的反思与定位》，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参见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84页。第四，还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选择说。
[20] 或许是意识到相对无效容易引发其实际为可撤销的质疑，韦德借用梅加里法官的判词进行辩解：完全蔑视自然正义作出的决定是最无效不过的了。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359页。
其中，涉及行政程序瑕疵的有两种：书面或电子行政行为未表明作出机关。这些规定与新《行政诉讼法》中针对程序瑕疵行政行为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的情形（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高度重合。
[12] See De Smith,Woolf and Jowell,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London:Sweet Maxwell Inc.,1995,p.398. [13] 参见张越编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最后，对补正效果之起算点的不同学说立场虽影响可补正与确认违法之关系，但对可补正的非独立性却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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